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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重返綠島」活動回來後,在臉書分享過的圖文故事,許多被淹沒在資訊大海,這兩則很值得重貼在《遺忘錄》。
---2017年9月24日

【谷正文的「小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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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正文指揮偵辦「鹿窟武裝基地案」時,陳久雄(見圖,現在已經是75歲的老人)還是小學五年級的學生,被當成罪犯被抓到保密局接受「感化」。谷正文把陳久雄當成「小奴才」,要他幫忙做家事,要隨喚隨到。陳久雄說,不只是他被谷正文奴役,好幾個鹿窟小孩和婦女,也要在他家作雜役,包括煮飯、燒菜、養狗、養雞、養魚、養蜜蜂。陳久雄就經常幫谷正文「載狗」到長安西路,給買主、收錢。陳久雄並沒有經過正式判決,就被關(限制自由)直到18歲,他長大了就偷偷逃離谷正文的住宅。2012年11月4日中午,我們在富岡漁港等綠島船班時,陳久雄從他的皮夾拿出一張他在保密局時的照片。我把他拍了下來。
那一天從綠島回來,在船上,隨隊記錄影像的洪隆邦導演告訴我,這一次訪問了陳久雄,感覺很特別。因為以前只有在歷史劇中才會看到犯人被當成奴隸的故事,也曾聽說過谷正文奴役鹿窟案幼童的故事,沒想到這一次傳說中的主角就出現在眼前,而且接受訪問,回憶的故事真的就像以前我們聽來的一樣。

     

【打聽被槍決的父親周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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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光(見圖,右,現年65歲)五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周植就因涉「鹿窟武裝基地案」被槍決。台灣很多調查或記述鹿窟案的書,都遺漏了周植,讓周志光產生疑惑。長久以來,他不斷向受難前輩打聽自己父親的故事,卻只有三位受難前輩見過他父親。這三位,一位是二二八事件期間曾在台灣擔任過《人民導報》、《民報》、《中外日報》記者的周青(本名周傳枝);第二位是徐懋德,還有就是這兩天在「重返綠島」的活動中邂逅的陳久雄。他曾經在北京拜訪周青,瞭解父親的故事,如今周青已不在人世。後來他在天津遇到徐懋德,聽到很多他父親周植的故事。當時已經91歲的徐懋德告訴他,當年他從澳門要到台灣需要保人,蔡孝乾告訴他找周植。所以徐懋德曾經到過周植在羅斯福路經營的「銘和號」營造。
這次「重返綠島」活動,周志光遇見在鹿窟長大的陳久雄(見圖,左),陳久雄說,他認識周植。因為陳久雄後來被谷正文「綁」在保密局當雜役。周植那時就關在保密局裡。陳久雄說,被關的人犯是編號的,他原本不認識周植,後來因為周植的家人送食物進牢房,包裹上寫了周植的名字,他才知道周植的姓名。
周植經營營造,館前路的合作金庫大樓就是他營造的。他資助中共的地下黨,1952年被捕,直到1955年才被槍決,可見特務想從他口中得到更多地下黨的情報。周治光說,周植被槍斃後,姑媽(周植的妹妹)去收屍,發現周植十根手指頭的指甲都因為刑求被特務拔光了。周治光回憶,他那時很小,在極樂殯儀館看到父親遺體時,只穿著一條短褲,胸膛尚有兩處塞著棉花的彈孔,臉部表情極為祥和,不像一旁其他受難者有扭曲的面容。周治光說,父親一定走得很心安理得,為了自己的理想而犧牲,也沒出賣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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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蔡宏明
2017年4月13日到三峽的榮民之家看90歲的黃廣海前輩,再過不久,他就要遷出榮民之家,回廣東老家終老。他跟我們談了一些徐文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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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90歲的黃廣海住在三峽榮民之家。(攝影╱蔡宏明)


  他和徐文贊都坐無期監,1975年蔣介石過世,當局為示寬大,對政治犯減刑;黃廣海獲得減刑,而徐文贊因犯「二條一」,無法減刑。黃廣海要離開綠島時,徐託黃到桃園徐家探視徐的女兒和家人。徐文贊要讓家人安心,雖然沒有減刑,但總有一天會回到家。徐文贊託黃廣海帶一枚「二十四孝」的郵票到徐家,讓徐的女兒在下次寫信給徐文贊時,貼在信封上,表示訊息確實傳達。(我們問黃廣海,那枚郵票是「二十四孝」的哪一款?他說不記得了,只記得「是孝女的主題」。我查了1971年(民國60年)發行的「二十四孝郵票」,推測要不是面額1塊錢的「緹縈救父」,就是兩塊錢的「代父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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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黃廣海在榮民之家獨居的寢室。(攝影╱蔡宏明)

徐文贊被捕時,女兒出生還不滿三個月,他入獄五、六年後,妻子改嫁,女兒留在徐家由祖父母撫養長大。黃廣海說,坐牢時,他曾看過徐文贊女兒成長過程中各個時期的照片,那些照片是徐文贊家人寄到監獄家書,附在信封裡的思念。黃廣海出獄後,找到徐家,他一看到徐的女兒就馬上叫出她的名字,徐女很意外,黃告訴她原委釋疑,也轉達了徐所託的訊息,包括以後若接到徐寄的白襯衫,襯衫上會有徐文贊用特殊藥水書寫的秘密通訊,請家屬放在水裡顯影。後來,黃廣海也經常到徐家探望徐文贊的雙親和女兒,因為太頻繁,徐家家屬只好告訴黃,請他不要再來探視,因為隨時有特務監視他家,怕會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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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黃廣海幾乎看不清楚,又不戴助聽器,和他講話、溝通有些困難。(攝影╱蔡宏明)

2013年我們拍攝黃廣海的紀錄片時,他還獨居在三芝山上,也剛因白內障開刀。翌年他申請入住榮民之家,被分配到三峽,就在白雞附近的山間,安頓了住處,喜歡旅行的他,還是經常往返廣東老家。去年,他回老家住了很久,聽說因為沒有榮總醫生開的眼藥水持續按時滴點,白內障又發了。現在他已經幾乎看不清楚,又不戴助聽器,和他講話、溝通有些困難。不過談起徐文贊的故事,情節、脈絡、人物對話,都具體而明晰,彷彿昨天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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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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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2014年,陳孟和最後一次告別綠島的身影。攝影╱蔡宏明)

  那天我們在南寮漁港等船的時候,有幾位年輕的遊客過來,要求和陳孟和前輩合照。其中一位很興奮地說,前一天參觀綠島園區,剛剛認識這位製作小提琴的受難者,很幸運竟然在碼頭見到本尊。合照完聊了幾句,就要登船了,陳前輩看起來心情很好,講了勉勵的話,不外就是要年輕人多多認識台灣的歷史。
  船一離開港口,陳前輩起身,要到船尾甲板抽煙。我為照顧他,陪他站在風中,看著綠島逐漸遠去,他若有所思地告訴我:「這一次說不定是最後一次和綠島告別……」。
  記不清那是第幾次和陳前輩同往綠島,但我永遠記得是最後的一次。隨著紀錄片的拍攝,那段時間,我們和他幾天就聯繫一次,工作伙伴則更常到家裡陪他。那時他已經85歲,剛剛開過白內障,還因為骨骼退化,到附近的醫院復健。有一次吃飯,他告訴我們,第一次去做復健,年輕醫師馬上認出他,還叫他「國寶」。淡淡的笑,像在談論別人的事。一向低調、極少炫耀的他,傳遞了欣慰的訊息。那段時間,他的健康逐漸起色,不再喝酒,煙抽得少,也抽淡些,以前滿身的煙味沒了,彷彿身上煥發出一種光。我知道有一股力量在他內心深處,在他垂暮的肉身裡不停運轉,喚起很多青春的記憶,生命中無法割捨的小島的記憶。他好幾次提到,只有回復歷史的空間,真正的故事才能在那裡鮮明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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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2014年在綠島拍攝紀錄片時,遇到一群學生參觀。攝影╱蔡宏明)

  他努力回顧生命中走過的每一條路,每一片風景,許多轉角的幽明,經過佐證而清晰。有一天他打電話告訴我們,每年8月24日是他紀念蒙難難友的日子,同案難友多已老去,他要去探望唯一還活在世上的劉裕和。
  劉裕和前輩不願接受錄影,只由我一人我陪陳孟和前輩同往。路上,他告訴我,應該找一個有鐘可敲的地方追悼,像日本人祭拜亡靈,敲鐘召喚。他說,新生訓導處舊址的蔣介石銅像應該敲掉,換成一口鐘。他永遠記得,1952年8月24日清晨四點,他的同學劉占睿、劉茂己、黃瑞聰從牢房被押往馬場町槍斃。七個同學槍斃了四個,剩下陳繼光、劉裕和和他三個,坐了15年牢,而陳繼光前一年也已經過往。
  在板橋狹窄的巷弄中,我們受到劉裕和前輩親切的招待。兩位多年未見的故交,聊了許多往事。陳前輩從故人的回憶中印證了許多冤屈,他也向劉前輩打聽劉茂己家屬的消息。長久以來,他心中一直有個問題,被槍斃的劉茂己到底有沒有人去收屍?因為一直沒看到劉茂己的家屬去申辦「補償」,而六張犁亂葬崗的小墓碑也沒有他的名字。劉前輩無法解答他的問題,兩位八十幾歲的老人,想起年輕故友臨刑的形容,雖然過了63年,還不禁淚流滿面。
  我和陳孟和前輩結緣,始於2007年。當時曹欽榮兄邀我參與策劃綠島人權園區的第三大隊展示,請陳前輩指導。為了在展覽中重現新生的生活,我除了閱讀欽榮兄蒐集的為數眾多的口述記錄、回憶錄,也請教了陳前輩很多上政治課、生產班的細節。有一次,我對新生用月桃梗纖維製作繩索的「編繩機」好奇,請教他。他沒立即答覆,反而在過不久的一次會面中,帶了他親手製作的簡易裝置,用塑膠繩替代月桃纖維,示範「編繩」,邀我實際操作,讓我心領神會。

  感性的他,卻有實事求是、正直的一面,能夠憑著藝術家天賦的敏感,精準掌握空間的關係。他為新生訓導處的復舊所繪製的圖面、標註的尺寸,絕非單憑直覺,而是依據舊照片、照片中人物高度、人體工學準則去估算出來。他曾經告訴我,新生訓導處全區模型剛規劃時,設計師根據衛星空照等高線地形圖,因為等高線簡化了地形的細節,以致從新生之家入口到四維峰下,變成平坦一片。他堅持他的記憶和感覺,將他徒步行走的高差感,一五一十告訴年輕設計師,而使模型更接近真實。

  正是他藝術家的固執,新生訓導處才從荒草雜生的斷壁殘垣中重生,點燃無數受難者行將灰飛煙滅的記憶,鮮活了故事的情節,傳遞了引人深思的課題。據說,也因為他的固執,主事者委婉地為他卸下自負的重擔。
  綠島的每一位導覽同仁,都很喜歡陳前輩,只要有講習活動,他總在講師名單中,後來考慮他年事已高,不宜長途旅行、操勞,就不再邀請。那次告別綠島後,他偶而抱怨,為什麼不再像以前那樣邀他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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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宏明

  前言:此文寫於2014年8月24日,記述我陪陳孟和前輩探拜訪同案難友劉裕和前輩的故事。陳孟和前輩已於2017年1月24日辭世,重讀舊文,更生遙念之情。

白色恐怖受難前輩陳孟和好幾天前就一直惦記著,8月24日要找一個有鐘可敲的地方追悼難友。他說,日本人祭拜亡靈會先敲鐘召喚,他甚至想建議,將綠島新生訓導處舊址的蔣介石銅像拆掉,換成一口鐘。他永遠記得1952年8月24日,清晨4點,他的同學劉占睿、劉茂己、劉天福、黃瑞聰從青島東路被押往馬場町槍斃,那一天清晨陳孟和沒有被叫到名字,他知道自己不會被槍決了,但到底會被判幾年,那天應該就會宣判,他整顆心七上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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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1952年被捏造案情的「泰北中學學術研究會」案,七個同學,槍斃了四個(劉茂己、黃瑞聰、劉天福、劉占睿),其餘被判15年的三人,如今只剩下:劉裕和(左)、陳孟和(右)兩人。而陳繼光,2013年病故。 攝影╱蔡宏明)

結果,他們那個被捏造羅織的「學術研究會案」,幾個同學:陳繼光、劉裕和他,都被判了15年。直到解嚴後,官方檔案解密,才知道他們三人原本法官擬判10年,蔣介石在簽呈的擬辦意見中,直接在「十」「年」這兩個字中畫一道斜線插入「五」,批示「如改正」。
劉裕和+陳孟和
(照片說明:陳孟和的案子軍法官原擬判刑10年,蔣介石在簽呈中直接在「十年」兩字之間畫一道斜線,插入「五」,變成15年。)

陳孟和心中一直有一個問題,被槍斃的同學劉茂己到底有沒有人去收屍?因為當年的受難者,可向「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申請恢復名譽及補償(應該是賠償,政府卻要用補償),而一直沒看到劉茂己的家屬去申辦「補償」。
今天(2014年8月24日)我陪陳孟和到板橋探望他的同學,也是同案難友劉裕和。他想,或許劉裕和會知道劉茂己親屬的下落。他們聊起當年各自遭逮捕的經過,因為劉茂己的親屬已經失聯,而1990年代在六張犁發現的政治犯亂葬崗,小墓碑中也沒有發現劉茂己的名字。到底有沒有人去幫劉茂己收屍呢?陳孟和和劉裕和都很納悶,如果沒有親屬收屍,那麼就會被送到國防醫學院,作為解剖研究的大體。

劉裕和+陳孟和-3 
(照片說明:陳孟和(右)說:「我知道這都是蘇焜煌一手導演的。判決書裡提到,我參加所謂劉占睿叛亂組織的外圍團體『學術研究會』,其實根本沒有,這一切都是職業學生蘇焜煌編造出來的。」劉裕和(左)也回憶自己被偵訊時,特務正要對他用刑時,蘇焜煌突然現身,表示同樣是泰北的同學,扮演白臉,勸他交代案情,可為他開脫罪嫌。攝影╱蔡宏明)

劉裕和回憶起被槍斃的難友,想起在青島東路三號關在同一押房的黃賢忠。黃賢忠知道自己一定會被判死刑,他身懷六甲的太太與他同時被捕,後來在獄中產下女嬰,當時也被關在青島東路,等候判決。黃賢忠請求一位好心的獄卒,讓他在被槍斃前可以看襁褓中的女兒一眼。好心的獄卒答應了,抱著嬰兒來到押房前,黃賢忠隔著押房木柵,細心眷顧即將永別的女兒,不禁淚流滿面。劉裕和回憶起這一段故事,雖然已經過了63年,依然哽咽而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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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蔡宏明
「有一天,我哥哥從青島東路寄回一封信,信中提到:『我的生日快到了』,我想不對呀,他的生日才剛過了不久...」幾天後,施玉蕋要送菜到青島東路給哥哥施教爐,從桃園搭火車到了台北車站,在車站看到告示,她哥哥和幾位鄰居已經一起被槍決了。「後來才知道,他是要告訴家人,他即將被槍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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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教爐槍決前的照片(圖片來源:取材自國家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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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教爐學生時期是運動健將。(圖片提供:施玉蕋,蔡宏明翻拍)

施教爐是在1950年的農曆正月十五凌晨三時,從桃園家裡被特務帶走的。當時他父親問,到底要帶他兒子到哪裡,特務堅不透露。當時就讀開南商工高商一年級的施教爐,告訴父親,不會有事,他會回來。可是自他踏出家門,整整四個月,音訊全無。到底人被抓到哪裡,平不平安,都不知道。他父親當時在縣政府任職,也不敢到處探聽,保持低調,想說自己的小孩還是學生,能壞到哪裡去?大概讀了一些左傾的書,頂多關個幾年就會放回來。
過了四個多月後,施教爐寫信回家,家人才知道他被關在青島東路。施教爐是家中唯一的男生,又是老大,接下來就是小他三歲的妹妹施玉蕋。施玉蕋回憶,她幫雙親每週一、四固定送菜去青島東路,每次申請會面都未得到批准。有一次,可能獄卒弄錯了,讓施教爐出來「接見」,但沒幾分鐘,就又被獄卒叫回牢房。那一次,施教爐只是很平淡的說,他在那裡很平安,要父母親寬心,希望妹妹多幫忙照顧弟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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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哥哥在獄中的遭遇,回憶起往事,施玉蕋哭了。(攝影╱蔡宏明)

施教爐在青島東路,曾經企圖在清晨獄卒送飯時,攻擊獄卒,搶得牢房鑰匙,打開好幾間牢房,讓大家一起脫逃。但是牢房之外還有一道大門,事發時被牢牢鎖住,所以這件已故受難者陳英泰稱為「麵包計畫」的越獄行動,完全失敗。
有一次,家人接到施教爐的信,希望寄給他三個麵粉袋。家人不清楚,為什麼施教爐要麵粉袋。其實,那是因為施教爐已經被釘上腳鐐,用麵粉袋可以纏繞粗大厚重的腳鐐,免得腳踝被鐵環磨破。
「我的生日快到了」,就是「我的死期將近」的「暗語」。因為從牢裡寄出的信,都要經過檢查,信中不能有和案情相關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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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國宇(右)是施教爐的鄰居,學生時期經常一起踢球。當年受牽連,和施教爐「同案」,坐了10年黑牢。我們為了拍攝楊國宇紀錄片,2016年1月14日陪他回桃園,拜訪施教爐的大妹施玉蕋(左)。(攝影╱蔡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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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蔡宏明
2016年2月1日上午,陪蔡焜霖前輩到三重拜訪他弟弟蔡焜璋先生。當年蔡前輩就在弟弟面前被逮捕。我們特地採訪蔡焜璋,請他回憶往事,竟挖掘了深藏在他心中長達66年,連蔡前輩也不知道的一段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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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焜霖前輩的五弟蔡焜璋,回憶起往事,淚水在眼眶打轉。(攝影╱蔡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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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帶著陌生人去找哥哥,導致哥哥被捕,讓他十分自責。(攝影╱蔡宏明)

1950年9月4日,兩個陌生人到蔡焜霖清水的老家找他。那天蔡焜霖到清水鎮公所上班了,弟弟蔡焜璋正在客廳。陌生人向蔡焜璋表示,是蔡焜霖在縣政府受訓時認識的朋友,有事情找。熱心的弟弟就帶他們去找哥哥,沒想到這兩位陌生人一看到蔡焜霖,立即表明是彰化憲兵隊的便衣人員,便將他逮捕。從此蔡焜霖不再回家,後來以其就讀台中一中時「參加讀書會」、「散發傳單(光明報)」,被誣指「參加叛亂之組織」,坐了10年的冤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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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焜霖前輩清水老家--梅芳百貨店。(圖片來源:蔡焜霖「白色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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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焜霖的家族舊照(局部),後排左2為蔡焜霖,前排右2為蔡焜璋。(蔡前輩有六兄弟,他排行老四,蔡焜璋排行老五。)(圖片來源:蔡焜霖「白色王子」)


蔡焜霖被捕後,家人四處打聽、託人營救,均不得要領。他母親每天清晨四點鐘,一定到清水的觀音媽廟上香,祈求觀世音菩薩保佑兒子平安,即使在寒冬也不畏霜冷的海風吹襲。母親也怪他弟弟,怎麼帶人去抓自己的哥哥,一連兩個月不願和弟弟講話。蔡焜璋回憶,當年他初中才剛剛畢業,少不更事,導致哥哥受害,自己也很自責,母親罵他,他更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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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宏明

洪秀柱是否成為國民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成為時下熱門話題。很多媒體報導,她的父親洪子瑜是白色恐怖「台糖沈鎮南案」受害者。根據檔案資料,洪子瑜是這個案子第一個被捕的人。他在1950年5月27日凌晨被捕,5月28日押解到台北保二總隊看守所,當天就被迫寫自傳和自首書。在自首書中,洪子瑜一開頭就寫:「自首人洪子瑜,今天我才覺悟並且絕對的覺悟,以前受了別人的利用…」。
這份「自首書」其實是在特務不停的暗示、恐嚇,照著設想的劇本「編寫」的。其中,捏造了他接受他人指示,如何為匪宣傳,然後牽扯出所有相關人員。根據洪子瑜這份「自首書」,特務才將相關人員逮捕,羅織入罪。

洪子瑜自首書  
洪子瑜後來正式被偵訊,開始驚覺自己按照特務編寫的自首書是犯了大錯,於是全部否認,先後寫了9次報告,申訴自己被用刑威迫、誘騙寫「自首書」。可是洪子瑜還是翻不了案,最後還是被判「應予感訓,另以命令行之」。

洪秀柱父親洪子瑜到底被關幾年?
最近幾天看談話性節目,一些名嘴拿洪秀柱父親洪子瑜在白色恐怖期間受難當話題,有的說洪子瑜被關在綠島3年,有的說3年半。
根據「補償基金會」的檔案,洪子瑜是1951年4月30日被捕,1953年6月22日釋放,執行刑期為2年1個月又23天。判決書中,洪子瑜被判「應予感訓,另以命令行之」。但內部呈給蔣介石的簽呈,擬辦意見:「洪子瑜等八名,尚無叛亂行為,惟思想左傾,分別情節,洪子瑜感訓二年六月」。
若從洪子瑜被送到台北保二總隊的時間(1950年5月27日),直算到釋放的時間(1953年6月22日),應該有3年又26天。但是逮捕後經過偵訊、到1951年3月29日才審判,所以真正在綠島的時間,應該沒有3年。

洪子瑜判決書1洪子瑜判決書2

洪子瑜罪責簽呈1

洪子瑜罪責簽呈2    
請參見程玉鳳編,《沈鎮南案史料彙編》(一)(台北新店:國史館,200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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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梅心怡(Lynn Miles) 譯/蔡宏明

【前言】
這篇譯文,是我參與辦理「2009年綠島人權藝術祭:綠島‧和平‧對話」系列活動之一的「世界和平博物館國際論壇」活動,為Lynn Miles論文 'A Tenuous Peace' 翻譯的。文章翻譯後,曾經過Lynn訂正。為讓讀者更瞭解,譯文中我加了一些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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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談論到「當代社會的啟發」,我想,指的是社會更意識到自由、民主與人權議題值得打拚的運動。這種啟發是全球性的,到底台灣的國內背景如何,幾乎無法說出明確的起點。這是涵蓋許多世代的集體之事。許多我們今天想的和做的事,不僅受惠於同時代的問題及人物,如:像雷震、陳逸松(註1)、郭雨新(註2)、約翰‧藍儂(註3)及馬丁路德‧金恩(註4)等,這些受惠難於估計,也可回溯到眾多熱愛真理和正義的人:從老子到張金杏(註5),湯姆斯‧佩恩(註6)到喬希爾(註7)

我可以肯定的是,早年的閱讀經驗,像伏尼契(Voynich)的《牛虻》(註8),對我影響很大。但若論及直接的經驗,我的旅程其實跟隨我眼前的人,像:殷海光、李敖、謝聰敏(註9)、魏廷朝(註10),這些活生生的「牛虻」。我直接受教於這些人,而瞭解「大眾的幸福應先於個人的平安與安適」的意義。他們認為:「大眾都自由了,我才可能自由;一個人的『人的權利』,是整體不可分割的一部份」。這樣的理念影響了我。由於他們,我有點不由自主地變成激進的立場,絕不回頭,或轉變為溫和。

我終究為了他們,在22歲就讀師大時,開始向前邁進——就極個人化的意義上來講,其實有時也會導致點倒退。想要安穩度一生的想法,被調降到次要的地位:像許多其他給我啟示的人一樣,如果我堅持與威權「對決」,我會面臨極大的憂慮。但是,如果被列入黑名單、數十年流放的懲罰是極大的代價,不可否認的,還有烏雲後透出鑲邊光亮的一線希望:我接觸到上百成千的人,他們把對社會公義的熱情分享給其他人,把社會福利放在比自己幸福更重要的位置。每天總是以犧牲和無私行事,鼓舞驚異與敬畏,而我相信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我現在講的是社會、文化和道德掀起巨浪動盪的1970年代,某個「更廣泛的事情」總是在招手的時代,而那比起單純的政治運動還廣泛得太多了。這是政治、音樂、詩歌、社會風俗,及其他更多—爆炸—超越了連專制的政府也無法遏制的界限。

在1990年代晚期,我被台灣當局列入黑名單即將結束(註11),在日本和美國同列黑名單的台灣朋友,先回到台灣受到「文化衝擊」,他們想讓我知道:當我回來喚醒一如「李伯大夢」般25年的沈睡(註12),要有點心理準備。他們和我聊高速公路、拔地而起的建築、擠滿最新私家車的城市街道。舉目所見,盡是新興的繁榮。

事實上,我已經在這方面做好心理準備,因為在國際媒體中天天吹噓生活水準提昇的國家,總是有令人驚異的統計材料。然而,沒有經濟指標、非物質的發展、沒有具體推論的這類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因為我已經透過閱讀「地下」刊物,很快就清楚並掌握了政治發展的脈動。我一向很清楚「地下」刊物,儘管政府一再查禁,黨外已經另闢蹊徑,超越《自由中國》或《文星》委婉和細緻入微的敦促,而大膽公開鼓吹台灣獨立。我已經知道黨外要敢於草莽一點、敢衝一點。我所不明白的是,其中有社會普遍的支撐。換言之,自由和人權不僅僅是與那些在街頭或在編輯檯發表聲明的人相關的政治概念。他們是日常生活中充滿活力的趨勢,這是巨大轉變的真正範例,至今仍令我驚訝不已。

為何令我驚訝?因為我沒看到解釋發生的論述。當然,很多人投入了熱情和精力,才使它發生;但這並不意謂其必然發生。也有一些社會科學家認為,必要的經濟因素,迫使70年代和80年代自由化。這些因素不足以解釋這種快速、普遍變化的動盪。正如馬克‧吐溫說的:「繁榮是原則最好的保護」,也就是說,人們關注精神和社會之前,必須要先滿足基本的身體需求。但這一點我還有質疑。畢竟,看看美國多麼明快,曾是最繁榮的社會,也會轉向「911後新世界秩序」的鎮壓——以其嚴厲的戒嚴法措施、秘密逮捕、秘密審判,及其餘的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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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2009年綠島人權藝術季,5月17日在綠島公館村民宿前的留影。左起:蔡宏明、小林隆二郎、林泉忠、李明峻、孫扯(郭振純前輩夫人)、黃梅芳(曹欽榮夫人)、梅心怡Lynn Miles、小林同行的日本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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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純幾年前在一次白色恐怖受難者紀念活動中,製作了悼念女性友人丁窈窕的卡片,卡片中有丁被槍決前和槍決後的照片,也寫了一首短詩:「戰友 窈窕/汝流的血照亮著路/引導阮來繼續前走/一九五六、七、二四殉難」。

郭振純1951年幫無黨無派的葉廷珪競選台南市長時,與丁窈窕認識,兩人因為志同道合而產生了情愫。1953年郭振純被捕,關在青島東路等候判刑時,有一次,遇見丁窈窕要去醫務室。丁因涉嫌參加地下黨被捕,也關押在青島東路等候判決。他於是借難友的刮鬍刀片割傷自己,到醫務室敷藥,趁機與丁窈窕見面。丁告訴他,自己死罪難逃,明天會留字在一個樂園香菸盒,丟在放封場邊的佛掌花樹下,要他去撿。隔天,他果然發現了丁預置的舊香菸盒,裡頭寫了訣別的話以及一撮丁的頭髮。

郭振純把頭髮藏在一本《西和辭典》寬厚的書背間,陪他度過漫長無盡期的牢獄生活。直到郭振純後來減刑開釋,出獄後很久,他才知道丁窈窕在1956年7月24日被槍決。當時丁窈窕帶著嬰兒坐牢,她在毫無預知的情形下被叫出押房,嬰兒突然被人從她的懷中強行奪走,她則被扣上手銬押往刑場。

被判無期徒刑的郭振純,因為蔣介石過世,於1975年得到特赦。1979年,郭振純在瓜地馬拉經營農場的哥哥協助下離開台灣。離開台灣之前,他把丁窈窕留給他的頭髮,用紙袋裝好,埋在台南女中操場邊的一棵金龜樹下。

2014年8月19日近午時分,我們陪他到金龜樹下。他說,金龜樹長的又高又大,當年埋下頭髮時,還是一棵小樹。

(註記:本篇圖文於2014年8月21日發佈在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hongming.tsai/posts/924396807576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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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純坐在金龜樹下,懷想往事。(攝影╱蔡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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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窈窕被槍決前在法庭的檔案照片。(資料來源:國家檔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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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8月18日到鳳山,我們也安排胡子丹和恩人林金帶會面,紀錄一段當年感人的故事。

1959年12月2日胡子丹在綠島關了10年,刑期滿了,但十年間,跟外界隔斷聯繫,又沒親屬在台,找不到保人,無法開釋,只能繼續待在綠島。那年冬天,他以病號資格,到福利社浴室洗熱水澡,遇到了以前興安艦時的同事李長志,李長志當時在一艘軍艦上擔任艦務官,因為所屬的軍艦在綠島燈塔附近擱淺,暫時留在新生訓導處等候救援。透過李長志的協助,胡子丹終於找到兩位保人,在1960年3月7日離開綠島。

離開綠島後,胡子丹到高雄先去找為他作保的保人林金帶。林金帶是台灣人,與胡子丹並不認識,因為受胡子丹朋友之託而作保。胡在林家住了兩個晚上,白天外出找找工作。他不在時,管區警員去調查,問林金帶,跟胡子丹不是朋友為何要保他,難道不怕麻煩?林表示,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政府敢釋放,就敢作保。胡子丹就離開高雄到台北,展開艱困的新生活,卻也為了怕牽累林金帶,而不再聯絡,也失去聯絡。

2010年胡子丹出版回憶錄《跨世紀的糾葛》,裡頭也提到這段故事。他一位台大網球俱樂部的球友讀到這段,想起林金帶似乎自己姊夫認識的企業家,經過電話查問,串起了胡子丹和林金帶中斷了52年的聯繫。
林金帶今年已經81歲,是高雄人,中學就讀高雄商業學校,畢業後考入糧食局,後來辭去公職,自行創業,他從拆船業做起,事業經營十分成功,擴大為鋼鐵買賣,也經營報關行。

2014年8月18日中午,林金帶在澄清湖圓山飯店設宴款待胡子丹以及紀錄片拍攝團隊。林金帶最近因為脊椎骨刺開刀,無法站立,語言功能也受到影響,只能坐輪椅,由秘書協助進食。他的夫人林朱美華董事長、弟弟林坤田,代他傳達他交代的祝福。他們拿出德雷莎修女最愛的詩,歌頌行善、奉獻。席間胡子丹回憶當年往事,感恩林金帶的愛心與勇氣,四度流下眼淚。

林金帶的弟弟林坤田今年73歲,曾經是基隆港務局的總工程師,他說,他哥哥是基督教長老教會虔誠的教徒,對台灣民主的奉獻,從不落人後。這點,胡子丹當然原本也是不知道的…

(註記:本篇圖文於2014年8月20日發佈在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hongming.tsai/posts/92385836096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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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子丹(右)提起當年的故事,四度流下眼淚。(攝影╱蔡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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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18日陪胡子丹「回」鳳山海軍招待所。原本日治時期的「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戰後國民黨政府接收後改成「海軍招待所」,用來關押海軍裡「忠誠度可疑」的軍官、士兵、海軍官校學生。在這裡刑求、偵訊,然後經過秘密的所謂「軍法審判」,傾「匪」「罪證」確鑿的,重罪的死刑、無期徒刑,輕罪的判15年、12年、10年不等,找不到證據的,通通送「反共先鋒營」感訓、改造,許多人被迫在手臂上刺上「誓死滅共」這類詞句,宛如古代的黥刑,方便長期監控。

胡子丹1949年12月3日遭到逮捕,就是送到這裡。先關在大碉堡的「防空洞」中,後來才移到木造牢房(當年分「優待號」及「普通號」招待所房間,他只是士官,關在「普通號」)。在這裡整整關了九個月,只被叫去「問話」四次。偵訊過程中,胡子丹挨了兩次修理。

有一天晚上,他與幾名人犯一起,被矇著眼睛,綁到海邊。與他一起的幾個,在被槍斃前大聲怒罵蔣介石,高喊共產黨萬歲,但胡子丹沒出聲,因為他剛被關在這裡時,與一位軍官同房,被告誡,沒有的事不要亂承認,也不要亂講話。他知道其中有海軍派系整肅問題,所以謹守原則。被矇著眼睛的他,聽到行刑的槍聲,就嚇到昏死過去。他根本就是冤枉的,也沒有跟著喊口號,因而逃過死劫。但他最後還是坐了10年的黑牢。
(註記:本篇圖文於2014年8月20日發佈在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hongming.tsai/posts/92383210763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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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山招待所後來改為海軍明德訓練班,明德班裁撤後,列為文化資產,2010年文資局公布為國定古蹟。目前建築經過修護,由顧超光老師(左)所帶領的志工團隊駐點調查研究相關文資。我們拍攝紀錄片時,這裡還保留了先前展示的「海軍白色恐怖時期 鳳山招待所 普通號 實景重現」展。(攝影╱蔡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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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超光老師(左)帶著胡子丹(右)到「大碉堡」下防空洞改建的押房。胡子丹說,當年他被抓到「鳳山招待所」起先就是關在這裡。(攝影╱蔡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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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是洗澡的地方,十二月的寒冬,也只能抖索地用冷水「擦拭」身體。(攝影╱蔡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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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這裡用木頭隔了許多押房,胡子丹關在第一間。他說,因為木料還發出氣味,所以知道押房是剛隔間不久。(攝影╱蔡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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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子丹走進65年前他被關押的「普通號」招待所。(攝影╱蔡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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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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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坐在照片裡,和1961年1074部隊起義的三位難友,坐在1964年泰源監獄的新春懇親日,難友分別擺著英雄的姿勢,唯有他正襟危坐,一件毛質オ—バ—,阻擋了幾分料峭,也覆蓋著青春應有的笑容。照片被貼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泰源事件的專輯》封面,我第一次看到他,照片裡的其他人那時都已經在泰源事件中殉難。

2010年初夏,為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世界人權日策展,為了徵集台灣民主受難前輩的文物及史料,我們組織了全台巡迴的座談會。他從照片中走了出來,出現在景美園區,活生生站在我的眼前。印象中的青春少年家已是垂暮的長輩,可是看到他和昔日的難友敘舊,言語間帶著戲謔和淘氣,意氣依舊風發。輪到他講述自己的案情時,他娓娓回憶往事,談到蘇東啟案的關鍵情節,他賣了關子。他說,當年有人出賣同志,其中的曲折和秘辛他不想講,因為當事者還在世,他不想傷害當事人;等到適當的時刻,他會公開他知道的秘辛。
  

那一天,他只帶了幾張照片和當年的判決書影本出席座談。我們私下找他聊天,請教故事裡的細節,他還是只作重點說明,畢竟我們只是初見面,需要更多的溝通和瞭解,沒有彼此的信任就不會有剖腹相見的對話。
後來,我們找過他幾次,也邀他到火燒島,參加紀念活動。我們知道,泰源事件發生後,當局挪用原本興建泰源監獄的經費,趕著在火燒島另外蓋了「綠洲山莊」(名稱像是度假中心的「綠洲山莊」,正式名稱是「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把一干「政治犯」移到孤島中監禁。那裡也有他黑牢的記憶。

2010年的一天晚上,他突然自己一個人到我們在北平東路的工作室。他帶了酒菜和一瓶威士忌,說要慰勞我們工作團隊這幾個後生晚輩。我們為他擺碗筷,他說,他不吃,因為痛風。他用心準備的酒菜特別香醇,但他也為我們帶來更珍貴的禮物:許多前所未見的青島東路軍法看守所的照片、泰源監獄的生活照片、一本貼滿剪報的本子,其中包括他在泰源監獄期間投稿《新生報》新生副刊發表的文章,以及他在獄中親手畫的一幅伊麗莎白泰勒畫像,喔那是他那個年代所有男人幻想的性感女神。

那一天晚上,他不喝酒、不吃菜,只是很認真地談他的故事。他是1961年駐紮莿桐樹仔腳海軍陸戰隊1074部隊的充員兵,他不吹噓「海陸仔」有多麼神勇,談起自己擁有不少良田的家世,父親曾經「整過」戲班,所以他從小耳濡目染,跟著學了正統的掌中戲。他翻出昔日的剪報,他論述台灣布袋戲的文章。隨即用空手為我們示範「扮仙」。食指當偶首、拇指和中指變成戲偶的雙手。沒有音樂,他用標準的北管唱腔清唱,用靈活的舌頭,口技般替代板鼓、行板和鑼鏘聲,手掌節奏地顯出戲偶的身形與動態,左手指頭在右掌下,做出戲偶的台步動作。眼前的他回到了少年,也呈現了細膩、豐富的感情,以及多才多藝的天分。他不會是衝動的武夫,更不是盲目的附從者。

因為我們的好奇和發問。又過了幾天的晚上,他不請自來,帶著一點得意和神秘的笑臉。這一次,他準備了一支舊牙刷,牙刷柄上嵌入一塊打火機的火石,另外帶了一把用鋸尺磨成的小刀片、一些藥用棉花。他說,前幾天,我們問他在獄中如何起火點煙,他特地準備了物件來為我們示範。於是工作團隊有機會用錄影機記錄了他用刀片摩擦火石,引燃棉花做為火種的技巧。他這麼認真,用行動印證他的言語。  

他是蘇東啟案三個被判死刑的「案首」之一,後來經過蘇東啟家屬營救和國際輿論的因素,而改判無期徒刑,倖免一死。他說,那個年代革命起義,一失敗就會砍頭,雖然心裡害怕,但決定走這樣的路,當然也有所覺悟。他和張茂鐘的台獨主張一見如故,然後他自己在部隊中吸收、發展了一百多位的同志。要利用1074部隊在1961年3月9日移防的時機,搶奪槍械,趁機起義,這些計畫也都有他的智謀。可惜後來事跡敗露,加上雷震案,而牽連了四百多人被當局逮捕。蘇東啟案,應該可稱之為「1074部隊三九起義事件」,歷史研究者大多聚焦在蘇東啟的事蹟,而忽略了「基層」的充員兵如何集結對抗當局的力量。
2012年4月,大腸癌將他帶離了人世。但是,他空掌模擬戲偶的表演、他月旦政治人物的聲調,永遠活在我的生命裡。他從一張歷史照片中走出來和我認識,現在又走進了我第一次認識他的照片裡,那張泰源監獄的照片,也成為台灣歷史不可缺少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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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宏明

3月21日晚上正為《二二八受難法界菁英》趕寫文稿,電腦突然收到陳銘城兄寄來,前輩歐陽文先生病逝的消息。我先是一陣錯愕,馬上無法工作,繼而想起歐陽前輩曾英勇參與的二二八嘉義機場戰役,以及被國民黨槍斃的他的老師——陳澄波先生。 

◇左為1950年代在火燒島新生訓導處的歐陽文;右為2002年攝影家潘小俠為歐陽文在同一位置拍攝的照片。

◇左為1950年代在火燒島新生訓導處的歐陽文;右為2002年攝影家潘小俠為歐陽文在同一位置拍攝的照片。 

歐陽前輩在1950年代被國民黨羅織罪名,關在火燒島「新生訓導處」長達12年。我因參與白色恐怖文史工作,而認識他。我們都是嘉義人,二二八期間他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成員,認識先母養父王甘棠先生;他畫畫,而我自己也和美術圈有一段因緣,因而更覺親切。每次向他請教火燒島的相關故事,他總認真回答,鉅細靡遺。有時我們也聊繪畫,聊台灣美術界前輩,交換一些我們相互交錯的故事和美感經驗。他年紀和先父相當,卻可以像平輩朋友那樣無所不談,尤其談到台灣當前面臨的困境,他總用堅毅的口吻鼓勵晚輩,有時批評國民黨對台灣人的壓迫,他薄薄的嘴唇也會直接地用力訐譙,十足藝術家率直、不妥協的個性。


聽到歐陽前輩病逝的那個晚上,我心情低盪到極點,無心工作,上臉書發佈不幸的消息,除了說明他的略歷,也張貼我相機裡兩個月前他最後的容顏。那一晚,我一直輾轉反側,腦子裡一直想起他的事蹟,無法成眠。

他拍過的火燒島影像,很清晰地浮現,一張一張。我想像他如何在緊張的像集中營那般恐怖的氣氛中活過來,他一定有過人的機智和膽識,才可以在蔣經國巡視孤島時被指派跟隨拍照,且偷偷留下小島當年裸露上身的風俗。1950年代不像現在有數位相機,每一張照片都要手調光圈和對焦,才可能在底片留下清晰的影像。黑暗的夜裡,我耳邊響起他的那一句話:「先目測距離,把光圈和調好,相機捧在胸前,等旁人不注意的時候,將鏡頭對著想拍的景物,按下快門」。

他有藝術家最好的特質,擁有準確的直覺。他熱愛生命,所以和孤島的居民可以打成一片,贏得真誠的友情。我彷彿也看見他火燒島健美的容貌,陽光下健壯、碩大的胸肌和臂肌,閃耀著不被馴服的自信。也想起2005年當他重返孤島時,潘小俠為他拍攝相同姿勢的照片。雖然肌膚已經失去青春的光澤,頭上多了白髮,臉上多了眼鏡,容貌卻還透露永不屈服的精神。

我想起去年12月16日,和他不期而遇。那時正逢大選,「三隻小豬」氣勢如虹,歐陽前輩說:「心情不好已經快四年了,這一次台灣人應該可以揚眉吐氣了」。沒想到大選結果,台灣出乎意料地挫敗。是不是這項挫敗影響了他的心情,垮掉健康而突然凋零呢?最近政府為美牛進口的喪權辱國,會不會是他最後的遺憾呢?

歐陽前輩拘禁火燒島之前,在畫壇就很活躍,曾連續三年入選省展。被釋放後受特務監視,為了養家而放棄創作,連油漆工粗活也幹過,那種精神的痛苦,實在不是後輩的藝術家所能想像。解嚴後,他終於重拾畫筆。他不像同輩畫家畫些甜美、優雅的風景,而以百合花、鐵絲網等象徵手法,在和諧的畫面中,畫出他永不服輸的精神,成為台灣人追求民主、自由、和平的動力。他已經進入歷史,是台灣永遠的藝術家,也是永遠的火燒島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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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綠島的夜風中,讓星星陪我們,一起看電影 

文╱蔡宏明

在夜晚的露天空地架著布幕,放映機嘎嘎在繁星點點的暗夜裡放出一道流動的光影,海風偶而吹動,布幕上劇中人也隨風微微晃動,但黑白電影的悲喜劇,劇中人的對白卻緊扣著觀眾的心……

「對綠島人或綠島的遊客來說,連續放映長達兩週的人權電影院,確實是一個很吸引人的好消息!我們綠島人一年到頭難得看一次電影,而夏天是綠島旅遊旺季,來島上度假的觀光客晚上也可以多一項有意思的活動!」綠島的一家民宿業者聽到「人權電影院」時,十分開心,表達出心中的期待。


綠島沒有電影院,綠島人當然沒有電影可以看。對今天的綠島人來說,平時只能看電視消遣,想看電影,除非到台東,要不只能租片光碟在自家客廳盯著螢幕看。但「看電影」卻是老一輩綠島人難忘的經驗:在夜晚的露天空地架著布幕,放映機嘎嘎在繁星點點的暗夜裡放出一道流動的光影,海風偶而吹動,布幕上劇中人也隨風微微晃動,但黑白電影的悲喜劇,劇中人的對白卻緊扣著觀眾的心……。

在進行綠島人權文化園區的史蹟史料調查時,我們採訪了在綠島鄉公所服務幾十年現已退休的陳新傳老先生,他告訴我們許多新生(政治受難者)與綠島人之間感人的故事。當時新生訓導處(監禁「政治犯」的集中營)在特定節日偶而放映電影,處部總會派出軍用卡車,到各個村落載老百姓到營區一起「軍民同樂」。戒嚴的時代,綠島的集中營裡放映的黑白電影,免不了反共愛國、政令宣導這些八股;然而在還沒有電視的年代,那可是綠島人出海捕魚或上山種田辛勞一天後,難得的娛樂。「看電影」既是政治受難者與綠島人共同擁有的記憶,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一年一度的藝術季,放映一系列人權紀錄片與劇情片的「人權電影院」,就具有不凡而深遠的意義。

「人權電影院」將於7月10日先在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放映三部綠島園區製作的紀錄片:《綠島的一天》、《火線任務》、《我的人權之旅》,同時舉行座談。接著自7月11日起至7月25日在綠島人權紀念碑公園,每晚放映一部紀錄片和劇情片。園區製作的紀錄片,都是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的真實故事,他們透過鏡頭回憶所遭受的人權迫害,極為感人,年輕世代從他們的證言中,將可瞭解台灣歷史真相。另搭配放映的,有受全球人權工作者關注的人權紀錄片:《皮諾契案》、《殺人機器S21》、《長夜將盡》、《我雖死去》,以及劇情片:《竊聽風暴》、《檸檬樹》、《旅行之歌》、《A級控訴》、《再見曼德拉》等。

智利於軍事獨裁者皮諾契將軍統治時,曾造成四千人消失、遇害,數以萬計的人民被凌虐與普遍性的流離失所,《皮諾契案》就是關於這段人權歷史的相關控訴。1974-1979赤柬(紅色高棉)約有二萬人在審問中心S21被審訊、拷問、謀殺,《殺人機器S21》片中,兩名S-21倖存者,及多名前監獄衛兵、拷問者、醫生等,回到惡名昭彰的死亡現場回顧過去,彼此對話,十分動人心魄。《長夜將盡》則是南非屠圖大主教主持「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調查南非種族隔離時期,受難事件的紀錄片。《我雖死去》是中國獨立製片胡杰拍攝,回顧文革期間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在校內被紅衛兵學生打死的記錄片。該片在中國遭到當局禁演,這次排入綠島「人權電影院」片單,是在台灣第一次公開放映。
片單中的劇情片,都是人權事件(或故事)為背景鋪陳的電影。《竊聽風暴》呈現了前東德情報網絡的概況,刻劃當時白色恐怖氛圍,曾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檸檬樹》根據真人真事改編,敘述巴勒斯坦寡婦薩瑪和鄰居—以色列國防部長對抗的故事。《旅行之歌》以90年代初的「波赫戰爭」為背景,敘述戰亂中被強姦的婦女,始終被陰影籠罩的故事。《A級控訴》是九十年前,超過百萬亞美尼亞人,遭到土耳其人大屠殺的歷史事件電影。《再見曼德拉》改編自羅賓島獄警桂格里所著之同名小說,重現南非如何從法西斯主義當道的種族隔離政策,進展到民主自由的過程。

這麼多經典的人權紀錄片及劇情片,就是在台灣也難得一見。值得一提的是,在台東(7月10日)及綠島(7月11日)的首映座談會,邀請了紀錄片工作者,《綠島的一天》導演洪隆邦、《我的人權之旅》導演陳育青、《火線任務--台灣政治犯救援錄》導演陳麗貴,及曾經參與救援台灣「政治犯」的Lynn Miles(梅心怡),與觀眾對話。11日晚上「人權電影院」開映前,還有「和平歌唱」小型演唱會熱場。

不需要門票,沒有清場,用先進的數位化放映設備(不是老式的蚊子電影),有綠島最環保的清新空氣,夏夜涼風徐徐送爽。這樣的「人權電影院」,肯定是今年夏天綠島最吸引人的夜間活動!

註:本文為2009年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人權藝術季」活動「人權電影院」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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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宏明

陳武鎮作品〈虛擬巨惡〉

對今天的網路新世代而言,公開對執政者嗆聲是很理所當然的,從小他們就開始習慣民主社會的價值,言論自由受到保障,彷彿像呼吸那般自然。他們很難想像,只是在一張紙寫了幾句反對執政者的話,就要坐牢。但是這種事在白色恐怖時期,卻經常聽聞。藝術家陳武鎮的故事,就是活生生的見證。他經歷過白色恐怖苦難,體會一個道理:在獨裁者眼中反對者是「巨惡」,其實那是獨裁者的統治手段之一,虛構出來嚇自己,也用來嚇人民。

1969年,當時才20歲的陳武鎮剛剛從台南師專畢業,被國民黨徵召到海軍艦艇服務,因為對當局的作為不滿,他在軍中一次性向測驗的試卷上書寫了「反對中央 反國民黨」八個字,就被以「懲治叛亂條例」判處兩年徒刑,進入泰源監獄服刑。

當時的陳武鎮不過是一個立志當畫家的文藝青年,他後來回憶:「二十歲那年,命運開了我一個不小的玩笑:以叛亂犯之名,被囚禁在大武山東麓一處秀麗的山谷裡。」坐監的兩年間,他更看清獨裁統治的本質,以及「政治犯」遭受不義壓迫的受難情形。這段經歷,改變了陳武鎮的一生。他常以反諷的語調告訴朋友,他「免費進入國民黨直營的政治研究所深造」,出獄後也期許自己,兩年的黑牢不能白坐,政治犯的經驗和感受,應該轉化成為藝術創作的養分。

處在台灣戒嚴的白色恐怖時期,陳武鎮雖然被釋放,回到社會,依然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儘管心中潛伏著一股不滿與藝術家天生的敏銳,但社會中普遍瀰漫「警總」的壓制與監視氛圍,陳武鎮寧可壓抑創作的衝動。台灣漫長的戒嚴,其實也囚禁了他的藝術家生涯。直到解嚴了,台灣政治稍微步入開放、民主,陳武鎮才願意「釋放」自己的藝術之心,而畫出「夢回泰源」、「虛擬巨惡」的系列作品。

陳武鎮的「虛擬巨惡」系列作品發表於2007年。這一系列作品,以描繪「政治犯」臉譜為主題,畫幅很大,色彩強烈,筆觸粗獷,油彩律動的肌理可以讓人想像他作畫時毫不拘束的動作,充分反映出令人心靈悸動的精神狀態。根據陳武鎮的自述,「虛擬巨惡」指的是所謂的「政治犯」,他說:「被囚禁時,我常常覺得眾囚皆是虛擬的巨惡,獨裁者虛構來嚇唬別人也嚇唬自己。」

陳武鎮說:「出獄後我從未夢回泰源。反倒是在車站、在街頭一角、在公園、甚或在公共場所,常不經意間看見一個背影、一個姿態、一個表情、一個嘴角、一個眼神,讓我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他所畫的「巨惡」,把往日獄中的見聞,自對象實體析離,而析離的片段再轉化為扭曲的繪畫元素,在畫面中形成一道衝擊觀眾心靈的力量。被扭曲的人體與面容,透過神經直覺的反射,而非理性的設計,反而是最真實的寫照。正是這個理由,陳武鎮的「虛擬巨惡」較其他所謂的「反抗藝術」更真實地刻畫出白色恐怖的本質,相信也會成為後人研究台灣白色恐怖時期人權故事的重要「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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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宏明

李敏勇2008年4月出版的《顫慄心風景——當代世界詩對話》介紹了包括波蘭、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南斯拉夫、德國、北愛爾蘭、以色列、巴勒斯坦等8個國家的11位詩人的作品,其中波蘭的詩人就介紹了四位。(參見附錄一)有別於一般外國詩作和詩人的譯介,李敏勇的「當代世界詩對話」跨越了以往台灣文學界僅及於英美日的視野,而打開了足以觸動台灣讀者心靈的另一扇窗。李敏勇《顫慄心風景——當代世界詩對話》封面

李敏勇鍾情於東歐詩人及作品,和他的詩觀有很密切的關連。1969年李敏勇寫出〈遺物〉(參見附錄三),就意識到自己寫詩「要在語言構築的經驗和想像的旅途上,不斷呈顯意義的體系」。在《青春腐蝕畫》的自序〈沒有地圖的旅行〉,他回顧這段歷程,很肯定地寫道:「意義,是的。就是意義,詩就是意義之核」。他在壯年之齡重讀〈遺物〉,後設解構自己的「詩想」:「這是三十年間詩作品的原型。這原型延伸出我後來詩的精神史軌跡,我作為一個詩人的感情歷史也貫穿在這些詩作裡」。李敏勇不僅僅是一位詩人,更是一位政治社會文化的評論家。他出生的1947年,剛好也是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的一年,富想像的詩質天賦以及歷史感,使他「在某種意義上曾被比喻為二二八事件亡靈的再生」。他的生命歷程,幾乎和戰後台灣歷史「同步」,2004年他結集出版《青春腐蝕畫》時他的創作「真正有成熟的意義體系來呈顯精神史,也至少有三十年,貫穿了戰後史的主要部分」,除了呈顯意義的創作,他還主編過《笠》詩刊、擔任《台灣文藝》社長及「台灣筆會」會長,更積極參與許多社會運動與公共事務,擔任「鄭南榕基金會」及「台灣和平基金會」董事長。

回顧戰後台灣文學界的發展,從五0年代的「反共文學」、六0年代的「現代主義」(另一股風潮,以瓊瑤為代表的「鴛鴦蝴蝶派」,則被「前衛的現代主義者」撻伐得體無完膚無緣進入「文學殿堂」)、一直到七0年代「鄉土文學」運動以後,詩和小說作品才逐漸萌生台灣主體意識,進入八0年代以後,「後現代」的書寫曾經一度衝上時潮浪頭,但台灣已經成為更多元化的「開發中國家」,媒體蓬勃的發展,使文學界也沾染了商業,而呈現百花齊放的新局面。與李敏勇同一世代的文學創作者,大多被捲入當時文壇的「時尚」。緣於六0年代末期《笠》詩刊的場域活動,李敏勇受到同仁譯介的世界詩所啟迪,有了清楚與堅定的信念,而卻從未停止透過文學創作來構築自己「意義體系」的「詩想」。

1972年,李敏勇譯介了捷克詩人巴茲謝克(A. Bartušerk,1921-1974)的三十三首在《笠》詩刊發表,他認為,巴茲謝克的〈那些個年代〉呈顯的時代情境,既透視東歐洲諸國在共產體制下的困厄,也見證持有語言武器的詩人的力量。從此為了閱讀及學習,李敏勇開始譯介外國詩,也開啟了視野的窗口。在譯介外國詩作的過程中,李敏勇愈是閱讀不同國度的詩,愈感受到台灣戰後詩的貧困。

從《顫慄心風景——當代世界詩對話》收錄的文章,可以瞭解李敏勇對於二次大戰中曾遭受納粹侵略,戰後又在共產體制下備受壓制,尤其是猶太人被屠殺浩劫的國家十分關注。在這本書中,也刊錄了好幾幅他參訪浩劫遺址的和平博物館的照片。正值1990年代末期台灣解嚴後的民主改革浪潮、以及2000年政黨輪替以來的轉型正義,或許這一系列的和平博物館之旅,一方面使他更深層地辯證台灣政治現實與藝術文化傳統的關係,另一方面親臨歷史場域,足以印證了在他的「詩人之路」中找所尋到足的以觸動心靈的異國意義符碼,進而轉化為源源不絕的創作靈感,且更堅定其長久以來演繹的關懷家國、社會「意義體系」的詩觀。

《顫慄心風景》除了介紹東歐的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前南斯拉夫聯邦的詩人,也涵蓋了中東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敘利亞)詩人,以及德國、俄羅斯和愛爾蘭詩人。所介紹的詩人作品,風貌多樣,從象徵主義、超現實到哲思,不一而足;有語言清朗,甚至迥異於錘鍊語言多義性的「反詩」,也有艱澀難懂,抗議力道卻十分沈厚的作品。受限於文化與語言的隔閡,台灣讀者或許不易領略這些重量級詩人的精髓,好在李敏勇以筆記的形式,對詩人所處的背景略加引介,夾敘夾述地剖析部分詩作的意象及意義,並附上多首詩作翻譯,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按圖索驥。

李敏勇譯介的《顫慄心風景》,對長期沈浸在「高蹈的虛擬現代主義形式裡,以初期理論點滴錯將十九世紀末的觀念在脫現實化的作業裡演繹」詩風的台灣詩人及讀者而言,都具有開光點眼的效應。在他剖析的詩句與論述中,讀者可能被詩句中吶喊、掙扎的語言所感動,將心靈投射到那些遭遇戰爭浩劫的另一個時空之下,而陷入對人類命運的長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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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宏明

藝術家畢卡索的〈格爾尼卡〉(Guernica),陳列在西班牙馬德里的蘇菲亞美術館(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特展室中,美術館特別用防彈玻璃櫥窗加以保護,受到比普拉多美術館其他國寶級展品更嚴謹的尊崇,儼然是西班牙人心目中不可取代的現代藝術國寶。

格爾尼卡
〈格爾尼卡〉的標題,就是西班牙北部山區巴斯克地區(Basque)小鎮格爾尼卡的名字。1936年西班牙爆發內戰,右翼法西斯主義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領導的叛軍,推翻了由左翼黨派組成的西班牙共和政府,共和政府遷都頑強抵抗。佛朗哥領導叛軍成立的國民軍政府,得到德國希特勒與義大利墨索里尼的正式承認,並為了利益而結盟。儘管得到德、義的奧援,佛朗哥始終攻不下巴斯克地區這個戰略要地,於是要求德軍以空軍轟炸。德軍當時基於侵略計畫,提出總體戰的論調,認為戰爭中每個人都是戰鬥員,沒有所謂無辜的平民,每個人都是目標。德軍正好應佛朗哥的要求,以當時新發展的航空軍事科技,把格爾尼卡這個只居住平民的小鎮當成實驗品。1937年4月26日,德軍出動25架最新配備最精良的轟炸機,連續轟炸3個多小時,投下超過10萬磅的高爆燃燒彈。那天剛好是星期一,小鎮的廣場剛好有市集,這突如其來的轟炸,造成一萬六千人的——全鎮居民三分之一死傷,爆炸引起的大火燃燒了三天,整個小鎮毀壞超過百分七十。

當時,畢卡索在法國,聽到祖國這樣的慘劇,極為憤怒。剛好他接受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委託,繪製即將在巴黎舉行的萬國博覽會中西班牙館的壁畫,於是決定以格爾尼卡為主題,懷著「對那把西班牙沈浸在痛苦與死亡的海洋中的好戰集團的厭惡和鄙視」,畫出西班牙人民遭受法西斯迫害的戰爭慘狀,藉著博覽會廣為宣傳,於是在短短六週之間,完成了長776.6公分,高349.3公分的巨幅壁畫。
 
〈格爾尼卡〉吸引人的地方是畢卡索並非以逼真寫實的技巧來「描摩」戰爭,反而透過立體派的藝術手法來表現,雖然圖像經過了簡化,形體也加以扭曲,但觀眾卻可以感受到畫面充斥的恐怖感。藝評家和美術史專家,曾經以古代三聯式宗教畫(triptych)的形式來分析,認為〈格爾尼卡〉的畫面構成有異曲同工之妙。而畫中受重傷垂死辦跪的馬,臀部被插了一根鬥牛的長茅,象徵無辜的西班牙人民。揚著頭的馬痛苦地嘶嚎,張大的眼睛怒視著敵人,象徵對戰爭發出怒吼。表情冷漠的公牛,張著嘴,讓人看到法西斯主義獨裁者佛朗哥勝利的狂妄。拿著油燈的女人,有人解釋那是驚慌失措的自由女神;而馬首正上方,像是眼睛造型的,據聞畢卡索原來要畫一個太陽,代表上帝用他的眼看見了這場人間慘劇,後來因為萬國博覽會以科技為主題,所以藝術家運用巧思加上了一個燈泡。也令人聯想到炸彈爆開後的火花。

光著腳奔逃的人、抱著小孩哭泣的女人、驚恐的臉部表情、死傷躺在地上的人、握著斷劍的斷臂、白花,充斥著畫面,但是畢卡索以扭轉維度的手法,構成了繁複的空間。畫中的元素都是經過抽象化處理,灰白黑的色調,烘托出恐怖的戰爭場景與氛圍,與人身歷其境的感受。

〈格爾尼卡〉在巴黎萬國博覽會中亮相,使世人對西班牙佛朗哥的法西斯獨裁本質,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畢卡索在這之前一年,受西班牙共和政府聘任為普拉多美術館的榮譽館長,為了保護藝術珍品,他創作了〈佛朗哥的夢與謊言〉——包括18件的漫畫式聯作版畫,和一首諷刺法西斯的詩,藉著出售這組複製品,將賣畫所得捐給共和政府。〈格爾尼卡〉的一些元素,比如公牛、受傷的馬,曾經出現在這一組版畫。當時法國政府還將畢卡索諷刺法西斯的畫面,印成傳單,用飛機大量撒在佛朗哥政府的佔領區。

所以,好的藝術,也可以作為政治的宣傳,而絲毫無損其藝術價值。據說,有位蓋世太保的頭目問畢卡索:「〈格爾尼卡〉是你的傑作嗎?」畢卡索悍然回答:「不!是你們的傑作!」這或許是一則寓言,但卻足以讓藝術家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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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宏明

面對死亡,你會有什麼樣的心情?五0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許多懷著社會主義人道關懷理想的知識份子,被牽涉「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相關案件,被判死刑槍決者,至今仍難以統計。這些當年的熱血青年,被槍決前到底是什麼心情呢?根據口述史料,有些人槍決前會高喊口號,大部分是從容就義。何川官方的檔案,受難者槍決前的照片,還有人露出笑容,一種令後人看起來難以釋懷的笑容。槍決前到底是何等的心情?受難者何川(見圖,郭錕銘 提供,台灣游藝數位複製),送給難友的「絕命詩」,雖然短短幾句,卻令人心神迴盪。


何川在1951年因涉「台灣省工委會台南市工作委員會支會鄭海樹等人案」,被當局以「共同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的罪名,判決死刑。何川被捕時,在台南高工任教,正是滿懷理想的年輕知識份子。


何川被監禁在軍法處等候判決期間,曾經和江槐邨(涉「台灣青年民主自治革命促進會金木山案」,被判13年,關過軍法處、新生訓導處、軍人監獄)關過同一間牢房。根據江槐邨的回憶,何川對雕刻很有興趣,也會寫日文「短歌」(日本古典詩的一種,有點類似中國的五言絕句,講求短短詩句固定格式中,呈現完整意境,音節以五、七、五、七、七的形式,每句結尾以日文假名為準)。何川曾經用饅頭捏出一個裸體美女給江槐邨,在被槍決前也寫了一首「短歌」給江槐邨。這首「短歌」可說是何川的「絕命詩」。


何川把絕命詩寫在一本三民主義書中靠近中間摺縫的空白處,他認為寫在這樣的地方,最不會被搜走,然後把書送給江槐邨。江槐邨說,他後來被關過很多地方,移監、移房的時候,每到一個地方私人物件就要被獄方集中保管,後來這本書就遺失了。


解嚴以後,直到2003年,江槐邨憑著記憶,一字一句「還原」何川的絕命詩,請和何川同案的張大邦先生以毛筆書寫在宣紙上,裱褙後送給何川的遺孀做紀念(如圖,2003年張大邦書‧曹欽榮攝影)。這首「和歌」原文如下:

紅の雲明け行くを 笑まひ見つ 曉闇よ我が屍抱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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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宏明

〈光明的臉龐〉是曹開(1929-1997)獄中詩集《悲‧怨‧火燒島》的一首詩。一般會以為這是曹開在綠島期間寫的詩,其實不然。

曹開詩集封面
綠島「新生訓導處」時期,獄方經常「大抄房」(搜查寢室),要「新生」帶著自己的物件集合在集合場攤開檢查,同時在寢室大事搜查,只要發現不符合規定的字條或蛛絲馬跡,「新生」便要接受各式各樣嚴厲的懲罰,嚴重的還可能惹來殺身之禍。曹開在綠島的初期,曾嘗試寫古詩,並研讀新詩,當時構思、寫好的作品藏在草席下,但部分文章曾被獄方搜出、沒收,剩餘的在出獄前全數銷毀。他出獄後才又憑著一點一滴的回憶慢慢謄寫下來。這首詩應該也是事後憑著記憶「重寫」,可能經過潤飾,不過,詩中流露出被囚禁的心情,卻十分真實。

作者抽離了當年被監禁的現實環境,經過人生閱歷,以成熟的心智來駕馭語言,因而也展現了令人回味與深思的內涵。全詩轉錄如下:


    光明的面龐    詩/曹開

    我們是被關禁在
    鐵罐裡的螢火蟲
    我們像星星連動也不動
    久久彼此相望
    懷著災難的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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