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攝影╱蔡宏明
「有一天,我哥哥從青島東路寄回一封信,信中提到:『我的生日快到了』,我想不對呀,他的生日才剛過了不久...」幾天後,施玉蕋要送菜到青島東路給哥哥施教爐,從桃園搭火車到了台北車站,在車站看到告示,她哥哥和幾位鄰居已經一起被槍決了。「後來才知道,他是要告訴家人,他即將被槍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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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教爐槍決前的照片(圖片來源:取材自國家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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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教爐學生時期是運動健將。(圖片提供:施玉蕋,蔡宏明翻拍)

施教爐是在1950年的農曆正月十五凌晨三時,從桃園家裡被特務帶走的。當時他父親問,到底要帶他兒子到哪裡,特務堅不透露。當時就讀開南商工高商一年級的施教爐,告訴父親,不會有事,他會回來。可是自他踏出家門,整整四個月,音訊全無。到底人被抓到哪裡,平不平安,都不知道。他父親當時在縣政府任職,也不敢到處探聽,保持低調,想說自己的小孩還是學生,能壞到哪裡去?大概讀了一些左傾的書,頂多關個幾年就會放回來。
過了四個多月後,施教爐寫信回家,家人才知道他被關在青島東路。施教爐是家中唯一的男生,又是老大,接下來就是小他三歲的妹妹施玉蕋。施玉蕋回憶,她幫雙親每週一、四固定送菜去青島東路,每次申請會面都未得到批准。有一次,可能獄卒弄錯了,讓施教爐出來「接見」,但沒幾分鐘,就又被獄卒叫回牢房。那一次,施教爐只是很平淡的說,他在那裡很平安,要父母親寬心,希望妹妹多幫忙照顧弟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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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哥哥在獄中的遭遇,回憶起往事,施玉蕋哭了。(攝影╱蔡宏明)

施教爐在青島東路,曾經企圖在清晨獄卒送飯時,攻擊獄卒,搶得牢房鑰匙,打開好幾間牢房,讓大家一起脫逃。但是牢房之外還有一道大門,事發時被牢牢鎖住,所以這件已故受難者陳英泰稱為「麵包計畫」的越獄行動,完全失敗。
有一次,家人接到施教爐的信,希望寄給他三個麵粉袋。家人不清楚,為什麼施教爐要麵粉袋。其實,那是因為施教爐已經被釘上腳鐐,用麵粉袋可以纏繞粗大厚重的腳鐐,免得腳踝被鐵環磨破。
「我的生日快到了」,就是「我的死期將近」的「暗語」。因為從牢裡寄出的信,都要經過檢查,信中不能有和案情相關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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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國宇(右)是施教爐的鄰居,學生時期經常一起踢球。當年受牽連,和施教爐「同案」,坐了10年黑牢。我們為了拍攝楊國宇紀錄片,2016年1月14日陪他回桃園,拜訪施教爐的大妹施玉蕋(左)。(攝影╱蔡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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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教爐的大妹施玉蕋十幾歲的照片。(圖片提供:施玉蕋,蔡宏明翻拍)

哥哥被槍決在馬場町那天,施玉蕋和父親一起去認屍、領屍,然後火化後帶回桃園。她回憶,哥哥的左半邊臉瘀血,一片烏青。
施教爐被槍決後,他的媽媽十分哀傷。因為她就只有施教爐一個兒子,其他六個都是女兒。她不甘心,隔年就又生了一個兒子,或許想替代施教爐。可是蒼天弄人,這個她四十幾歲才生的么兒,竟然是唐氏症小孩,從在襁褓中,就抱著遍訪名醫,也經常被當成新藥臨床實驗的病人。醫生告訴她,這種病症的小孩,通常活不過20歲。但是在媽媽悉心呵護下,施玉蕋的么弟不僅存活了下來,今年已經65歲,還活得很調皮。施教爐的母親一直活到104歲才往生,施玉蕋說,因為施教爐的受難,母親大半輩子都過著悶悶不樂的日子。幾年前,政府對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給予「補償」(其實應該是「賠償」,但政府就是不認錯),雖然領了一筆錢,施媽媽卻恨恨地說,那是「賣囝錢」。

施教爐,生於1932年4月20日,根據官方檔案,被指控就讀台北私立開南商工職業學校時「於三十八年(1949)十月經陳敬賢介紹參加匪帮桃園學聨支部即桃園學生支部,充宣傳幹事,發展黨員領導兩小組為學運工作。」1950年被捕,1951年7月9日被以「共同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着手實行」罪名判處死刑,10月8日上午6點槍決於馬場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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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教爐的母親。(圖片提供:施玉蕋,蔡宏明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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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國宇(左)與施玉蕋(右)一起看著舊相本。(攝影╱蔡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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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國宇(左)向施玉蕋(右)說明當年在監獄中與施教爐相關的故事。(攝影╱蔡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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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訪談。左起:製作總監林玲娟、導演劉俊健、楊國宇、施玉蕋,背對鏡頭的是攝影師林福亮。(攝影╱蔡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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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教爐大妹施玉蕋(右3)的女兒鄭伊琇(右2)是一位專業的電視節目企製人。她和導演劉俊健(左1)、製作總監林玲娟(右1)是以前緯來電視台的老同事。這次能夠順利採訪,鄭伊琇幫了很大的忙。(攝影╱蔡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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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劉俊健、楊國宇、施玉蕋、鄭伊琇、蔡宏明、林福亮。(攝影╱蔡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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