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忘錄

文‧攝影╱蔡宏明
「有一天，我哥哥從青島東路寄回一封信，信中提到：『我的生日快到了』，我想不對呀，他的生日才剛過了不久...」幾天後，施玉蕋要送菜到青島東路給哥哥施教爐，從桃園搭火車到了台北車站，在車站看到告示，她哥哥和幾位鄰居已經一起被槍決了。「後來才知道，他是要告訴家人，他即將被槍斃…」

施教爐槍決前的照片（圖片來源：取材自國家檔案）

施教爐學生時期是運動健將。（圖片提供：施玉蕋，蔡宏明翻拍）

施教爐是在1950年的農曆正月十五凌晨三時，從桃園家裡被特務帶走的。當時他父親問，到底要帶他兒子到哪裡，特務堅不透露。當時就讀開南商工高商一年級的施教爐，告訴父親，不會有事，他會回來。可是自他踏出家門，整整四個月，音訊全無。到底人被抓到哪裡，平不平安，都不知道。他父親當時在縣政府任職，也不敢到處探聽，保持低調，想說自己的小孩還是學生，能壞到哪裡去？大概讀了一些左傾的書，頂多關個幾年就會放回來。
過了四個多月後，施教爐寫信回家，家人才知道他被關在青島東路。施教爐是家中唯一的男生，又是老大，接下來就是小他三歲的妹妹施玉蕋。施玉蕋回憶，她幫雙親每週一、四固定送菜去青島東路，每次申請會面都未得到批准。有一次，可能獄卒弄錯了，讓施教爐出來「接見」，但沒幾分鐘，就又被獄卒叫回牢房。那一次，施教爐只是很平淡的說，他在那裡很平安，要父母親寬心，希望妹妹多幫忙照顧弟妹。

聽到哥哥在獄中的遭遇，回憶起往事，施玉蕋哭了。（攝影╱蔡宏明）

施教爐在青島東路，曾經企圖在清晨獄卒送飯時，攻擊獄卒，搶得牢房鑰匙，打開好幾間牢房，讓大家一起脫逃。但是牢房之外還有一道大門，事發時被牢牢鎖住，所以這件已故受難者陳英泰稱為「麵包計畫」的越獄行動，完全失敗。
有一次，家人接到施教爐的信，希望寄給他三個麵粉袋。家人不清楚，為什麼施教爐要麵粉袋。其實，那是因為施教爐已經被釘上腳鐐，用麵粉袋可以纏繞粗大厚重的腳鐐，免得腳踝被鐵環磨破。
「我的生日快到了」，就是「我的死期將近」的「暗語」。因為從牢裡寄出的信，都要經過檢查，信中不能有和案情相關的文字。

楊國宇（右）是施教爐的鄰居，學生時期經常一起踢球。當年受牽連，和施教爐「同案」，坐了10年黑牢。我們為了拍攝楊國宇紀錄片，2016年1月14日陪他回桃園，拜訪施教爐的大妹施玉蕋（左）。（攝影╱蔡宏明）

施教爐的大妹施玉蕋十幾歲的照片。（圖片提供：施玉蕋，蔡宏明翻拍）

哥哥被槍決在馬場町那天，施玉蕋和父親一起去認屍、領屍，然後火化後帶回桃園。她回憶，哥哥的左半邊臉瘀血，一片烏青。
施教爐被槍決後，他的媽媽十分哀傷。因為她就只有施教爐一個兒子，其他六個都是女兒。她不甘心，隔年就又生了一個兒子，或許想替代施教爐。可是蒼天弄人，這個她四十幾歲才生的么兒，竟然是唐氏症小孩，從在襁褓中，就抱著遍訪名醫，也經常被當成新藥臨床實驗的病人。醫生告訴她，這種病症的小孩，通常活不過20歲。但是在媽媽悉心呵護下，施玉蕋的么弟不僅存活了下來，今年已經65歲，還活得很調皮。施教爐的母親一直活到104歲才往生，施玉蕋說，因為施教爐的受難，母親大半輩子都過著悶悶不樂的日子。幾年前，政府對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給予「補償」（其實應該是「賠償」，但政府就是不認錯），雖然領了一筆錢，施媽媽卻恨恨地說，那是「賣囝錢」。

施教爐，生於1932年4月20日，根據官方檔案，被指控就讀台北私立開南商工職業學校時「於三十八年（1949）十月經陳敬賢介紹參加匪帮桃園學聨支部即桃園學生支部，充宣傳幹事，發展黨員領導兩小組為學運工作。」1950年被捕，1951年7月9日被以「共同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着手實行」罪名判處死刑，10月8日上午6點槍決於馬場町。 

施教爐的母親。（圖片提供：施玉蕋，蔡宏明翻拍） 

楊國宇（左）與施玉蕋（右）一起看著舊相本。（攝影╱蔡宏明）

楊國宇（左）向施玉蕋（右）說明當年在監獄中與施教爐相關的故事。（攝影╱蔡宏明）

紀錄訪談。左起：製作總監林玲娟、導演劉俊健、楊國宇、施玉蕋，背對鏡頭的是攝影師林福亮。（攝影╱蔡宏明）

施教爐大妹施玉蕋（右3）的女兒鄭伊琇（右2）是一位專業的電視節目企製人。她和導演劉俊健（左1）、製作總監林玲娟（右1）是以前緯來電視台的老同事。這次能夠順利採訪，鄭伊琇幫了很大的忙。（攝影╱蔡宏明）

左起：劉俊健、楊國宇、施玉蕋、鄭伊琇、蔡宏明、林福亮。（攝影╱蔡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