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忘錄

文／蔡宏明

李敏勇2008年4月出版的《顫慄心風景——當代世界詩對話》介紹了包括波蘭、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南斯拉夫、德國、北愛爾蘭、以色列、巴勒斯坦等8個國家的11位詩人的作品，其中波蘭的詩人就介紹了四位。（參見附錄一）有別於一般外國詩作和詩人的譯介，李敏勇的「當代世界詩對話」跨越了以往台灣文學界僅及於英美日的視野，而打開了足以觸動台灣讀者心靈的另一扇窗。

李敏勇鍾情於東歐詩人及作品，和他的詩觀有很密切的關連。1969年李敏勇寫出〈遺物〉（參見附錄三），就意識到自己寫詩「要在語言構築的經驗和想像的旅途上，不斷呈顯意義的體系」。在《青春腐蝕畫》的自序〈沒有地圖的旅行〉，他回顧這段歷程，很肯定地寫道：「意義，是的。就是意義，詩就是意義之核」。他在壯年之齡重讀〈遺物〉，後設解構自己的「詩想」：「這是三十年間詩作品的原型。這原型延伸出我後來詩的精神史軌跡，我作為一個詩人的感情歷史也貫穿在這些詩作裡」。李敏勇不僅僅是一位詩人，更是一位政治社會文化的評論家。他出生的1947年，剛好也是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的一年，富想像的詩質天賦以及歷史感，使他「在某種意義上曾被比喻為二二八事件亡靈的再生」。他的生命歷程，幾乎和戰後台灣歷史「同步」，2004年他結集出版《青春腐蝕畫》時他的創作「真正有成熟的意義體系來呈顯精神史，也至少有三十年，貫穿了戰後史的主要部分」，除了呈顯意義的創作，他還主編過《笠》詩刊、擔任《台灣文藝》社長及「台灣筆會」會長，更積極參與許多社會運動與公共事務，擔任「鄭南榕基金會」及「台灣和平基金會」董事長。

回顧戰後台灣文學界的發展，從五０年代的「反共文學」、六０年代的「現代主義」（另一股風潮，以瓊瑤為代表的「鴛鴦蝴蝶派」，則被「前衛的現代主義者」撻伐得體無完膚無緣進入「文學殿堂」）、一直到七０年代「鄉土文學」運動以後，詩和小說作品才逐漸萌生台灣主體意識，進入八０年代以後，「後現代」的書寫曾經一度衝上時潮浪頭，但台灣已經成為更多元化的「開發中國家」，媒體蓬勃的發展，使文學界也沾染了商業，而呈現百花齊放的新局面。與李敏勇同一世代的文學創作者，大多被捲入當時文壇的「時尚」。緣於六０年代末期《笠》詩刊的場域活動，李敏勇受到同仁譯介的世界詩所啟迪，有了清楚與堅定的信念，而卻從未停止透過文學創作來構築自己「意義體系」的「詩想」。

1972年，李敏勇譯介了捷克詩人巴茲謝克（A. Bartušerk，1921-1974）的三十三首在《笠》詩刊發表，他認為，巴茲謝克的〈那些個年代〉呈顯的時代情境，既透視東歐洲諸國在共產體制下的困厄，也見證持有語言武器的詩人的力量。從此為了閱讀及學習，李敏勇開始譯介外國詩，也開啟了視野的窗口。在譯介外國詩作的過程中，李敏勇愈是閱讀不同國度的詩，愈感受到台灣戰後詩的貧困。

從《顫慄心風景——當代世界詩對話》收錄的文章，可以瞭解李敏勇對於二次大戰中曾遭受納粹侵略，戰後又在共產體制下備受壓制，尤其是猶太人被屠殺浩劫的國家十分關注。在這本書中，也刊錄了好幾幅他參訪浩劫遺址的和平博物館的照片。正值1990年代末期台灣解嚴後的民主改革浪潮、以及2000年政黨輪替以來的轉型正義，或許這一系列的和平博物館之旅，一方面使他更深層地辯證台灣政治現實與藝術文化傳統的關係，另一方面親臨歷史場域，足以印證了在他的「詩人之路」中找所尋到足的以觸動心靈的異國意義符碼，進而轉化為源源不絕的創作靈感，且更堅定其長久以來演繹的關懷家國、社會「意義體系」的詩觀。

《顫慄心風景》除了介紹東歐的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前南斯拉夫聯邦的詩人，也涵蓋了中東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敘利亞）詩人，以及德國、俄羅斯和愛爾蘭詩人。所介紹的詩人作品，風貌多樣，從象徵主義、超現實到哲思，不一而足；有語言清朗，甚至迥異於錘鍊語言多義性的「反詩」，也有艱澀難懂，抗議力道卻十分沈厚的作品。受限於文化與語言的隔閡，台灣讀者或許不易領略這些重量級詩人的精髓，好在李敏勇以筆記的形式，對詩人所處的背景略加引介，夾敘夾述地剖析部分詩作的意象及意義，並附上多首詩作翻譯，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按圖索驥。

李敏勇譯介的《顫慄心風景》，對長期沈浸在「高蹈的虛擬現代主義形式裡，以初期理論點滴錯將十九世紀末的觀念在脫現實化的作業裡演繹」詩風的台灣詩人及讀者而言，都具有開光點眼的效應。在他剖析的詩句與論述中，讀者可能被詩句中吶喊、掙扎的語言所感動，將心靈投射到那些遭遇戰爭浩劫的另一個時空之下，而陷入對人類命運的長考。

文／蔡宏明

藝術家畢卡索的〈格爾尼卡〉（Guernica），陳列在西班牙馬德里的蘇菲亞美術館（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特展室中，美術館特別用防彈玻璃櫥窗加以保護，受到比普拉多美術館其他國寶級展品更嚴謹的尊崇，儼然是西班牙人心目中不可取代的現代藝術國寶。

〈格爾尼卡〉的標題，就是西班牙北部山區巴斯克地區（Basque）小鎮格爾尼卡的名字。1936年西班牙爆發內戰，右翼法西斯主義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領導的叛軍，推翻了由左翼黨派組成的西班牙共和政府，共和政府遷都頑強抵抗。佛朗哥領導叛軍成立的國民軍政府，得到德國希特勒與義大利墨索里尼的正式承認，並為了利益而結盟。儘管得到德、義的奧援，佛朗哥始終攻不下巴斯克地區這個戰略要地，於是要求德軍以空軍轟炸。德軍當時基於侵略計畫，提出總體戰的論調，認為戰爭中每個人都是戰鬥員，沒有所謂無辜的平民，每個人都是目標。德軍正好應佛朗哥的要求，以當時新發展的航空軍事科技，把格爾尼卡這個只居住平民的小鎮當成實驗品。1937年4月26日，德軍出動25架最新配備最精良的轟炸機，連續轟炸3個多小時，投下超過10萬磅的高爆燃燒彈。那天剛好是星期一，小鎮的廣場剛好有市集，這突如其來的轟炸，造成一萬六千人的——全鎮居民三分之一死傷，爆炸引起的大火燃燒了三天，整個小鎮毀壞超過百分七十。

當時，畢卡索在法國，聽到祖國這樣的慘劇，極為憤怒。剛好他接受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委託，繪製即將在巴黎舉行的萬國博覽會中西班牙館的壁畫，於是決定以格爾尼卡為主題，懷著「對那把西班牙沈浸在痛苦與死亡的海洋中的好戰集團的厭惡和鄙視」，畫出西班牙人民遭受法西斯迫害的戰爭慘狀，藉著博覽會廣為宣傳，於是在短短六週之間，完成了長776.6公分，高349.3公分的巨幅壁畫。
 
〈格爾尼卡〉吸引人的地方是畢卡索並非以逼真寫實的技巧來「描摩」戰爭，反而透過立體派的藝術手法來表現，雖然圖像經過了簡化，形體也加以扭曲，但觀眾卻可以感受到畫面充斥的恐怖感。藝評家和美術史專家，曾經以古代三聯式宗教畫（triptych）的形式來分析，認為〈格爾尼卡〉的畫面構成有異曲同工之妙。而畫中受重傷垂死辦跪的馬，臀部被插了一根鬥牛的長茅，象徵無辜的西班牙人民。揚著頭的馬痛苦地嘶嚎，張大的眼睛怒視著敵人，象徵對戰爭發出怒吼。表情冷漠的公牛，張著嘴，讓人看到法西斯主義獨裁者佛朗哥勝利的狂妄。拿著油燈的女人，有人解釋那是驚慌失措的自由女神；而馬首正上方，像是眼睛造型的，據聞畢卡索原來要畫一個太陽，代表上帝用他的眼看見了這場人間慘劇，後來因為萬國博覽會以科技為主題，所以藝術家運用巧思加上了一個燈泡。也令人聯想到炸彈爆開後的火花。

光著腳奔逃的人、抱著小孩哭泣的女人、驚恐的臉部表情、死傷躺在地上的人、握著斷劍的斷臂、白花，充斥著畫面，但是畢卡索以扭轉維度的手法，構成了繁複的空間。畫中的元素都是經過抽象化處理，灰白黑的色調，烘托出恐怖的戰爭場景與氛圍，與人身歷其境的感受。

〈格爾尼卡〉在巴黎萬國博覽會中亮相，使世人對西班牙佛朗哥的法西斯獨裁本質，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畢卡索在這之前一年，受西班牙共和政府聘任為普拉多美術館的榮譽館長，為了保護藝術珍品，他創作了〈佛朗哥的夢與謊言〉——包括18件的漫畫式聯作版畫，和一首諷刺法西斯的詩，藉著出售這組複製品，將賣畫所得捐給共和政府。〈格爾尼卡〉的一些元素，比如公牛、受傷的馬，曾經出現在這一組版畫。當時法國政府還將畢卡索諷刺法西斯的畫面，印成傳單，用飛機大量撒在佛朗哥政府的佔領區。

所以，好的藝術，也可以作為政治的宣傳，而絲毫無損其藝術價值。據說，有位蓋世太保的頭目問畢卡索：「〈格爾尼卡〉是你的傑作嗎？」畢卡索悍然回答：「不！是你們的傑作！」這或許是一則寓言，但卻足以讓藝術家深省。

文／蔡宏明

面對死亡，你會有什麼樣的心情？五０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許多懷著社會主義人道關懷理想的知識份子，被牽涉「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相關案件，被判死刑槍決者，至今仍難以統計。這些當年的熱血青年，被槍決前到底是什麼心情呢？根據口述史料，有些人槍決前會高喊口號，大部分是從容就義。官方的檔案，受難者槍決前的照片，還有人露出笑容，一種令後人看起來難以釋懷的笑容。槍決前到底是何等的心情？受難者何川（見圖，郭錕銘 提供，台灣游藝數位複製），送給難友的「絕命詩」，雖然短短幾句，卻令人心神迴盪。


何川在1951年因涉「台灣省工委會台南市工作委員會支會鄭海樹等人案」，被當局以「共同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的罪名，判決死刑。何川被捕時，在台南高工任教，正是滿懷理想的年輕知識份子。


何川被監禁在軍法處等候判決期間，曾經和江槐邨（涉「台灣青年民主自治革命促進會金木山案」，被判13年，關過軍法處、新生訓導處、軍人監獄）關過同一間牢房。根據江槐邨的回憶，何川對雕刻很有興趣，也會寫日文「短歌」（日本古典詩的一種，有點類似中國的五言絕句，講求短短詩句固定格式中，呈現完整意境，音節以五、七、五、七、七的形式，每句結尾以日文假名為準）。何川曾經用饅頭捏出一個裸體美女給江槐邨，在被槍決前也寫了一首「短歌」給江槐邨。這首「短歌」可說是何川的「絕命詩」。


何川把絕命詩寫在一本三民主義書中靠近中間摺縫的空白處，他認為寫在這樣的地方，最不會被搜走，然後把書送給江槐邨。江槐邨說，他後來被關過很多地方，移監、移房的時候，每到一個地方私人物件就要被獄方集中保管，後來這本書就遺失了。


解嚴以後，直到2003年，江槐邨憑著記憶，一字一句「還原」何川的絕命詩，請和何川同案的張大邦先生以毛筆書寫在宣紙上，裱褙後送給何川的遺孀做紀念（如圖，2003年張大邦書‧曹欽榮攝影）。這首「和歌」原文如下：

紅の雲明け行くを 笑まひ見つ 曉闇よ我が屍抱け

文／蔡宏明

〈光明的臉龐〉是曹開（1929-1997）獄中詩集《悲‧怨‧火燒島》的一首詩。一般會以為這是曹開在綠島期間寫的詩，其實不然。

綠島「新生訓導處」時期，獄方經常「大抄房」（搜查寢室），要「新生」帶著自己的物件集合在集合場攤開檢查，同時在寢室大事搜查，只要發現不符合規定的字條或蛛絲馬跡，「新生」便要接受各式各樣嚴厲的懲罰，嚴重的還可能惹來殺身之禍。曹開在綠島的初期，曾嘗試寫古詩，並研讀新詩，當時構思、寫好的作品藏在草席下，但部分文章曾被獄方搜出、沒收，剩餘的在出獄前全數銷毀。他出獄後才又憑著一點一滴的回憶慢慢謄寫下來。這首詩應該也是事後憑著記憶「重寫」，可能經過潤飾，不過，詩中流露出被囚禁的心情，卻十分真實。

作者抽離了當年被監禁的現實環境，經過人生閱歷，以成熟的心智來駕馭語言，因而也展現了令人回味與深思的內涵。全詩轉錄如下：


　　　　光明的面龐    詩／曹開

　　　　我們是被關禁在
　　　　鐵罐裡的螢火蟲
　　　　我們像星星連動也不動
　　　　久久彼此相望
　　　　懷著災難的苦痛

文／蔡宏明

周順吉，1949/7/3生，福建安溪人。1966年，以陳鎮國、許席圖為首的一群大學生為強化國民公德心，成立「中國青年自覺運動推行會」，展開全省校園大串連，不到半年成員已近萬人，當時年僅17歲的周順吉也是其中之一。1967年許席圖於澎湖服役期間，鑑於經費短絀，構思成立「中國統一事業基金會」（簡稱「中統會」），以入股方式向全國會員籌募資金，擬定了組織章程及相關計畫。1968年「中統會」正式成立，周順吉擔任台北聯絡處的總幹事。1969年2月10日，全台各地會員及幹部近百人被調查站約談，一星期後周順吉和許席圖等五人被扣押，遭電刑，灌水、坐老虎凳等酷刑。特務機關羅織「中統會」是意圖推翻政府的叛亂組織，許席圖是統帥，周順吉是「龍雲戰鬥團」團長。許席圖遭受刑求導致精神分裂，被送入精神療養院。1971年周順吉被判處無期徒刑，1975年獲減刑為15年，於1984年出獄。周順吉出獄後仍參與民主運動，也幫許席圖爭取平反。

文／蔡宏明

吳鍾靈（吳鐘靈），1927/12/12生，新竹人，官校22期畢業，1956年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擔任上尉情報官時，與經常到他家為他岳父注射針藥的陳金龍認識。陳金龍是基隆人，日治時期曾在帝國大學醫學部的熱帶醫學研究所受過短期訓練，深具台灣意識，戰後偷渡日本多年，受到廖文毅台獨建國的影響。有一次吳鍾靈與同袍討論軍中新兵訓練團的事情，陳金龍剛好在座，鼓勵吳鍾靈繼續留營服役，伺機掌握軍權，推動台灣獨立。他們便構想以「反共產黨，反國民黨，台灣獨立」為口號，組織台籍軍校同學成立「台灣獨立革命委員會」。為籌募活動資金，吳鍾靈找到同為官校22期，但後來中輟在化學工業公司擔任推銷員的林再受，林再受表示願意支持。吳鍾靈再介紹陳金龍與林認識，商議以代客買賣煤炭生意以籌措經費。不久，林再受擔心事情敗露會遭判罪，主動向特務透露此事，特務循線將吳鍾靈等逮捕。1960年9月7日，吳鐘靈被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判刑10年。

文／蔡宏明

陳進來，原名：吳進來，1938年12月19日生，台南人。1960年陳進來服役時，在海軍陸戰隊1074部隊，擔任第二營（砲兵部隊）營部連的上等通信兵。當時部隊駐紮在雲林縣樹仔腳，假日時阿兵哥都會到附近的虎尾從事休閒娛樂。虎尾有一間黃金戲院，阿兵哥放假時都會到那裡看電影。當時部隊裡對本省籍充員兵，常施以不合理的管理，令阿兵哥心生怨恨。戲院職員張茂鐘、負責口譯電影情節的「辯士」林東鏗、虎尾國際照相館的老闆詹益仁，利用戲院宣傳國民黨欺壓台灣人及二二八如何發生的，藉以吸收阿兵哥，發展軍中的台灣獨立力量，同時邀請蘇東啟擔任領導人。他們順利地拉攏充員兵陳庚辛，再吸收鄭正成、鄭清田、陳良、鄭金河等加入。陳進來當時與鄭金河私交很好，也成為其中一員。1961年3月9日晚上張茂鐘等前往樹仔腳營區準備搶奪武器，因準備不足臨時取消。1961年9月張茂鐘與蘇東啟的計畫遭特務偵破，陳進來因此涉案，1963年7月15日被以「參加叛亂之組織」判刑5年。

文／蔡宏明

李萬章，1948/11/20生，高雄小港人，1966年就讀海軍訓練司令部士官學校新兵第三中隊學生二等兵時，有天晚上部隊集合實施軍歌教唱，在唱〈反共抗俄總動員〉歌時，他把歌詞「驅逐俄寇，消滅强暴」，改唱為「驅逐台湾，消滅中華」，同隊的學生聽到了報告長官。李萬章辯解說：「唱那反動歌詞，是隨口唱出來，並無不法企圖」，但長官平常對李萬章印象不好，仍將他關禁閉處罰。李萬章被關禁閉時心中十分不滿，1966年12月22日晚上8點，利用衛兵不注意時，趁隙逃逸，部隊發現後立即發出追緝通知，不到6個小時李萬章就在高雄右昌被警察抓到。部隊長官便把李萬章移送軍法。軍法官把原本惡作劇的事情擴大，硬說李萬章改唱「反動歌詞」，「足以助長叛亂聲勢，斲傷民心士氣」，還以當時台灣屬於戒嚴地區，李萬章於禁閉中逃逸，「觸犯戒嚴地域逃亡未遂及依法拘禁之人脫逃罪」，1967年4月25日將李萬章判刑7年。

文／蔡宏明

陳金吉，1937/1/20生，台北人。1966年陳金吉因為認識作家陳映真，他有一本巴金翻譯的《獄中廿年》，這本書原著作者是19世紀70年代俄國革命團體民意社的成員薇拉‧妃格念爾。書中記述妃格念爾參與刺殺俄皇亞歷山大二世事件，被捕關押在席呂塞爾堡要塞監獄的經歷。他看過之後很感動，便和陳映真分享。陳映真也把《紅岩》，這本以國共內戰期間共產黨員在重慶從事地下工作為背景的小說，借給陳金吉閱讀。1967年陳金吉於日本學者來台蒐集勞工資料時，向學者陳述台灣工人受工廠控制壓迫的情形。1968年與陳映真、吳耀忠等討論如何散發批評政府的傳單，又把兩本《魯迅全集》交給朋友傳閱。由於陳映真、吳耀忠等人，老早就被國民黨政府列為監控的黑名單，羅織「意圖勾結共匪顛覆政府」、創組「民主台灣聯盟」等罪名。陳金吉和陳映真交換藏書閱讀的行為，在國民黨特務眼中變成「羅致不滿現實青年，交閱匪書，施以思想教育」，因此陳金吉被判刑，交付感化3年。

文／蔡宏明

楊福讓，1945年12月26日生，台南縣下營鄉人。楊福讓在台北八德路經營先鋒打字印刷公司時，1975年8月、9月間，他翻印香港商務印書館發行劉開榮所著的《唐代小說研究》，遭到警總扣押，所印圖書1000冊全部沒收之外，還被判感化3年。《唐代小說研究》的作者劉開榮是中國大陸研究唐代文學的權威，文學原本與政治沒有很大關連，但她是「九三學社」的中央委員，這個學術機構在國共內戰期間支持共產黨的各項政治主張，積極和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進行鬥爭。國民黨政府當然不會讓劉開榮的書在台灣存在。楊福讓被判罪的理由是：「該書內容以匪黨社會階級鬥爭謬說，曲解唐代小說，如謂：『霍小玉傳之題材，深刻的反映了當時社會上，貴族階級與所謂賤民、奴隸階級的對立（參見該書第一五三頁）。』『我們知道文學藝術是社會上層建築，是反映階級鬥爭及社會經濟與文化各方面的鬥爭的（參見該書第一頁）。』等為匪宣傳，固屬明顯」。這樣的理由在國民黨積極進行兩岸經濟、文化交流的今天看來，確實十分荒謬。